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确保税费优惠政策不折不扣落地生效，积极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吉林作为粮食大省，发力粮食全产业链建设，农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从省里到县里，都把重农抓粮落到实处，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科技优势，多措并举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各地正在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方面下功夫。

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的过程，既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过程，也是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山川秀美新甘肃的过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面对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性契机，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四）如何解决最紧要矛盾，防止供给和需求失衡错位。广东佛山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积极提升机器人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推动制造业向高端跃升。

北京海淀区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以中关村为起点，一路向北，日新月异，彰显出以创新驱动发展的蓬勃生机与巨大潜力。对于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些地方的干部群众坦言自己的认识经历过一个过程，现实中也曾有过深刻教训，付出过巨大代价。第二，财政政策的传导路径更短，不会出现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等方面的问题。

最后，整体经济在需求侧尚有较大的拉动空间，当前经济增速尚未达到潜在增速。一是近年来不断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只要中央银行拥有货币发行主权，政府就具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且大量国际经验显示内债并不会导致过大的主权债务风险。只要政策得当，需求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可以有力地提升私人部门预期，逆转主动去杠杆的趋势。

2022年地方本级政府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6.7万亿元，相比2021年下降了2万亿元。而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净资产在0附近，英国和美国政府部门的净资产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低于0，政府债务超过了政府持有的资产。

尽管在当前阶段扩张财政支出非常重要，也是将避免宏观经济陷入衰退陷阱的主要手段，但财政收入增速较慢，无法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有力的支持。首先，利率环境更有可能会推高金融资产价格，重新推高资产泡沫风险。最后，过于频繁的结构化货币政策操作可能会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掩盖市场信号，削弱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能力。在货币政策不断放松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未来货币政策调节的空间已经不大。

中国当前政府杠杆率将对较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预算内赤字大部分时期在3%左右，并没有经历过政府债务快速扩张的过程。政府部门具有非常大的加杠杆空间。中国政府资产主要体现在国有土地、各类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和政府存款这几个方面，有这些资产作为保证，中国政府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扩张性财政支出难以依靠财政收入的增加，而主要是扩大财政赤字。

从当前绝对水平来看，我国政府杠杆率并不算高，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也保持着较为克制的政策立场，为今后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留有充足的政策空间。首先是当前的城市化进程并未全部完成，未来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oan Prime Rate，简称LPR）也经历了8次下调，从4.31%降至3.65%。失业率水平是衡量总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缺口的重要指标。

金融周期见顶的主要标志是私人部门债务增速下降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其中居民杠杆率共上升了5.8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了9.0个百分点，政府杠杆率上升了11.8个百分点。这部分收入主要用于土地开发性建设支出，也约束了政府支出规模。2022年第四季度企业部门的加权平均贷款利率已经降至3.97%，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短期票据融资利率更是低至1.60%，与存款利率之间出现严重倒挂。尽管有人担心我国地方政府还存在较大规模的隐性债务，可能会提升中国政府真实的杠杆率水平，但即使将城投公司的全部有息债务都算上，城投公司的全部有息债务也不过60万亿元左右，约占GDP的50%，加上后仍是低于美国和欧洲的水平。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估算，中国政府部门持有的净资产占全部国民财富的三成左右，私人部门持有另外的七成。

更进一步说，只要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速，财政赤字增长的负面作用非常有限。不断下降的预算内收入掣肘了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

而央行在2022年上缴了一万余亿元利润后，对商业银行的补贴能力也有所减弱。在此之外，2022年央行再度重启了抵押补充贷款（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简称PSL）操作，向政策性银行净投放五千多亿元用于支持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

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高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货币政策调节的效果也在下降。

在利率市场化且美联储持续加息的环境下，存款利率很难再有大幅下降，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较低水平。随着房地产交易量下降和房地产投资下降的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也出现较大幅度回落。因此，贷款利率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不大。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经是其GDP的2.5倍，且日本已经连续30年没有经济增长，但日本仍然没有出现过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关键就在于内债的性质。

几乎所有的财政政策工具都是直达的。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数据，近三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共上升了26.6个百分点，从2019年末的246.6%上升至2022年末的273.2%。

再次，当前私人部门杠杆率只是上升幅度下降，债务规模仍是增长的。因此，在政府加杠杆的过程中，如果能有适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与之配合，则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为快速拉动经济回到潜在增速，财政政策需要继续发力，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能够优化宏观杠杆率结构。财政出资是项目的资本金，用来抵御和吸收贷款违约的风险，而央行的资金可以起到数倍的放大杠杆效果。

贷款利率和经济预期增速都在下行，银行存款利息成本并没有太多下行空间。政府加杠杆的过程应强调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但企业部门并没有增加投资意愿。我国政府部门的债务几乎全是内债，外债仅几千亿美元，且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政府债券的持有规模很小。

但央行只是通过资产负债关系来创造信用，没有外部的资金来源。除债务规模较低之外，中国政府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政府资产负债表最主要的区别是政府部门有相当规模的净资产。

2022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2%，主要工业国家则基本都达到了80%以上，而金融周期规律一般都是在城市化进程完成后经济发展趋于平稳时才更为显著。而财政政策的优势在于其调节空间较大且更具有结构性特征。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中国政府的全部债务以内债为主，风险程度远低于外债。